在人类的历史上,社会问题可以有很多的管理和解决方法。但是,硬要把它当成是一个政治问题,那就只能镇压,不能管理。当前中国性产业的一切乱象的根源也在于此。
中国的性工业是在什么时候成为了一个政治问题?这要追索到五四以后,当时的知识分子都说要强政、要救国,认为娼妓是民族的耻辱、落后的表现,所以必须禁止。但他们就不想想,他们效法的英国和美国在1919年时不同样是娼妓遍地?娼妓给中国抹黑,那么英国和美国的娼妓就不给英国和美国抹黑?尽管这是一个逻辑上的错误,但禁娼已成为了一个政治口号。为了建立新中国、新社会,国家非得把这帮女的给消灭掉。尤其是到了1949年以后,历届领导人更不得不把这个历史包袱背下去,否则你就是否定社会主义,否定新中国。一旦性工业变成一个政治问题,除了打压,就没有其他的解决办法。
在这个情况下,性工作者变成了一个见不得一点阳光的群体,被人抢劫和杀害还不敢报警,如果感染了艾滋病,更不敢声张。结果就是造就了一批非法的资本家,天天剥削她们,另外,也纵容了抢劫犯和杀人犯,而艾滋病也在此情况下失控地传播开去。她们没有工会,无处求助,无处伸冤,妇联也不受理,这一切都皆因性工业被政治化之故。
娼妓其实只是一个社会问题,当前中国处于一个转型期,城乡差距越来越大,社会失业和再就业问题也十分严重。很多来到城市的农村女孩连普通话都不会说,文化和技能就更别谈了。另外在中国,家庭背景和关系在找工作的过程上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农村人家的女儿怎么会有这些社会关系?在没有选择之下,她们部份做了妓女。要是有办法,她们会干这个吗?
虽然表面看起来,这些性工作者似乎和大多数人都没有一点利益牵扯的关系。但是我们得承认,国家对性工业的政治化打压手段,不管为何原因,已普遍地造成一定的选择性执法情形。虽然法有良法,有恶法,且不完全都对,但若把整个执法队伍都搞成选择性执法,对国家来说可也不是一件好事。
我并不是主张要把性工业合法化,因为这是一个空想。但我认为在具体的解决途径上,国家可以采取一定的合理化手段,即个体户的政策。基本原则是不允许性工作者上街拉客,只要一个女性是在一个独立的空间里面卖淫,就不犯法。整个欧洲都是遵从这样的政策,而香港的“一楼一凤”也是这样。即一个“凤”在一个楼里面,政府就不能管。相反,这个“凤”也不能走出这个楼到大街上拉客。从人权的角度来看,女的不会侵犯不想嫖妓的男人的权利,而政府和警察,也不会干预她们在特定空间里卖淫的劳动权利──双方各让一步,井水不犯河水。中国人最讲情有可原,这就叫做合理化。
其实,合理化还是个远大目标,目前也是做不到的。要解开当前性产业这个问题,我想政府必须明白和接受一个道理:不要继续把性工业这个社会问题政治化下去。如果不政治化,性工业问题就是一个社会问题。如果是个社会问题,社团、民间工会、中国妇联就能发挥自身的作用,问题也将依靠社会的力量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这样对人民才有好处,国家才会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