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而言，第一次互联网革命是围绕“桌面互联网”爆发的，第二次互联网革命则是围绕“移动互联网”爆发的。这两次互联网革命在打破信息不对称、降低交易成本、促进专业化分工、优化资源配置以及提升劳动生产率等方面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重要的途径和机遇。

　　相形之下，李克强总理作为“首席推销员”的“互联网+”比前两次互联网革命来得更为颠覆，所以，也不难想象，它所引发的第三次互联网革命迎来的“抵抗”也必将更为顽固与凶猛。

　　何出此言？

　　很简单，前两次互联网革命的“革命对象”基本都是纯市场化的商业势力，就像马车遇到汽车，三下五除二就败下阵来并且还输得心服口服。但是，第三次互联网的“革命对象”除了纯市场化的商业势力之外，更大比例的会是具有天然或非天然垄断性质的商业势力，比如说，电信业、医疗业、出租车业，面对“互联网+”，这些“硬骨头”多多少少还心存侥幸甚至心存不甘。

　　其实，这就是经济学所谓的“体制性摩擦”，这种阻力对“互联网+”形成了“体制-”，它绝对不是中国个别互联网企业能够对付了的。所以，这也是整个中国互联网业界翘首以待国务院“互联网+”行动计划的重要原因。

　　前一段时间，李克强总理主持国务院一季度经济形势座谈会上谈到，“现在很多人，到什么地方先问 有没有WiFi ，就是因为我们的流量费太高了！”

　　那么，流量费为什么高呢？我想，经济学的解释最简单明了，因为没有充分的竞争呗！但是，这话互联网企业说了有用吗？没用！就算互联网企业想自己砸钱拉光缆建基站他也干不了，这是由中国基础电信业务的“体制”决定的，它们无法对抗这种“体制”。

　　流量费高了，“互联网+”自然也就慢了。不过，比起在医疗业与出租车业遭遇到的“体制-”，这已经算是轻的了。

　　4月10日，国家卫计委新闻发言人宋树立公开表示：互联网上涉及医学诊断治疗是不允许开展的，远程医疗要保证质量和安全，因为毕竟不同于面对面。4月13日，上海正式开始实施出租车高峰车方案，出租车早晚高峰时不能再接打车软件招车预约。

　　无论是流量费、看病以及打车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资源配置的问题。事实上，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已经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必须进一步破除各种形式的垄断。同时，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则必须解决以往存在的政府职能“错位”、“越位”和“缺位”的现象。具体到流量费、看病以及打车的问题，纵向上需要相关部门的努力，横向上需要国资委和发改委甚至国务院的协调。当然，除此之外，互联网业界也要拿出“真心真意真功夫”来证明自己“互联网+”的实力与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