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新年伊始，被王蒙称作“中国最帅作家”的毕飞宇来到北京涵芬楼书店，与评论家李敬泽、导演娄烨、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张莉等人展开对话。近日，九卷本的《毕飞宇文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回顾30多年创作道路，毕飞宇称一直与困惑相伴，“所有艺术家都是‘贱货’，面对困惑和困难时，他有快感”。

　　51岁的毕飞宇至今不用手机，他不喜欢暧昧的短信语言，接受京华时报专访时，毕飞宇依然觉得自己青春未老。

　　50岁是一个作家最好的时候

　　人生刚过50岁的时候，毕飞宇收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份礼物——九卷本的《毕飞宇文集》。这套文集试图展现毕飞宇的整个创作过程与当代文坛发展之间的微妙对应关系。

　　出版文集是一个小说家写作生涯很正常的经历，毕飞宇却不想把这套文集看成一个总结，“对一个小说家来讲，50岁远远不是一个可以总结的年龄，有的40岁就是个终结，有的70、80岁还在爬坡。我个人认为，50岁确实是一个可以翻篇儿的阶段，这是一个作家最好的时候，不管作品写得多还是少，是一个小说家综合能力走向辉煌的开始”。

　　在毕飞宇看来，西方的文学史也验证了他的观点，那些文学名着大多是作家50岁以后写出来的。“中国的文学史为什么没有证明这一点？因为中国的文学史是诗的历史，不是小说的历史。我最满意自己的是始终处于一个成长阶段，不是自我夸奖，没有比成长这种感受更好的了。”迈过50岁，他依然觉得自己青春未老，相信“情感是真的，才华就是真的”。

　　写作最大困惑源自生活本身

　　毕飞宇不喜欢给自己的创作生涯分阶段，他觉得那是评论家干的事儿。不过，他也认同一种大概的分法，“1994年之前，我的小说呈现出来的是现代小说的风貌，1995年之后开始转型，以《青衣》为代表标志着这次转型的成功，随后又有了《玉米》《平原》这样相对成熟的作品。《平原》之后又有了《推拿》，从之前的塑造人物转移到呈现人际关系上”。

　　每一个创作阶段，毕飞宇都面临不同的困惑，这些困惑也是他创作的动力。1994年前，他所有的困惑都在语言上，“从新时期开始，我们作为‘文革’后的一代，当我们放弃‘文革’语言后，早期的小说实践中找不到自己的语言，找不到表达自我的方式。”直到创作完《哺乳期的女人》后，毕飞宇才明白了小说的语言是什么。

　　谈到现在写作中面临的困惑，毕飞宇觉得他和中国大多数作家都面临同样的问题，“最大困惑是对生活本身的认知上。尤其是在中国当代文化这样一个文化背景下，如何面对生活，这是当今的中国小说家面对的首要问题”。

　　群像电影《推拿》留遗憾

　　是不是解决这种困惑的难度太大，让毕飞宇自2008年出版《推拿》后就一直无长篇问世？他对此不以为然，“中国文学界有个奇怪的现象，好像只有长篇小说才能代表一个作家的创作水准，这种认识不对。你看我的经历就会发现，常常都是几部长篇出版后，中间有几年写短篇小说，这是个自我调节的过程。”

　　聊到《推拿》从小说到电影的转化过程，毕飞宇称在电影方面他尊重娄烨导演。看过电影后，有观众觉得梅婷表演的都红好像才刚刚入戏就结束了，而把小马作为电影叙事的核心人物，也引起一些争议。毕飞宇也有类似的感受，他说：“这是娄烨给自己出的难题，他以前没有拍过群像电影，对于群像的处理也是这部电影最大的遗憾。把小马作为中心人物，这让我也感到很奇怪。都红这个人物的问题在于，群像电影是导演在把握，而不是演员在把握。”

　　对于电影票房不佳的问题，毕飞宇在前一天的论坛中也有过形象的表述，“娄烨的姿态我特别喜爱，比如说一个人把头发染成喜欢的颜色，穿喜欢的衣服，到了一个公共场合，有人接受，有人不接受，但他要的是表达自我。可怕在哪儿呢？一个人在单位里挺牛的，每天也不来上班，到了年终却跟领导要最高的年终奖，评工会主席时强迫别人投他的票。这就没意思了，你要大家投你的票就要融入社会”。

　　不喜欢手机的暧昧语言

　　除了文集，同期出版的还有毕飞宇和张莉的对谈录《牙齿是检验真理的第二标准》。从这本书中，读者可以找到“乡下少年毕飞宇，成为一个小说家的秘密”。毕飞宇文学一路走来，最幸运的就是与评论家、读者之间的灵魂碰撞。他回忆与李敬泽谈文学到半夜三点是最开心的事儿。2013年，他和张莉从下午两点一直谈到晚上八点，把速记都给累趴下了。51岁的毕飞宇至今不使用手机，他觉得那种暧昧的、半真半假的、进退自如的、油腔滑调的语言，大部分是调情的，“即便调情也应该有真实的东西，表明你喜欢一个人”。对于微博、微信这样的平台，毕飞宇觉得让人们找到了表达自己的方式，这是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我自己不用，因为我可以用写小说来表达自己”。

　　毕飞宇不想因个人喜好去影响价值判断，“我不玩微博，不能因为我个人的兴趣，就看低微博的社会功能，这是一个让一个民族学会自我表达的好方式。你把成千上万的微博放在一块儿，它内部有时代精神上的诉求，并不是碎片化。我始终认为，一个表达的民族，比一个沉默的民族可爱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