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虽然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去，但沉痛的历史不能遗忘，伟大的抗战精神必须代代相传。昨天上午，本市隆重召开抗战老战士、老同志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座谈会，共同回顾抗战历程，弘扬抗战精神，激励全市人民积极投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我叫王策，是1940年在山东胶东参加抗战的一名老战士，是有着7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今年已经93岁，仍然担任京棉集团离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

　　1940年5月，还不到18岁的我就离开家和父母，参加了革命。那个年代，女孩子是不能乱讲话的，可我从小就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特别在目睹日本鬼子暴行后，对这些人间禽兽更是恨之入骨。我要拿起枪跟他们战斗，把他们赶出家乡，赶出中国。尽管父母担心女儿家的安全，不同意我上战场，但我还是毅然决然地参加了抗日队伍。

　　开始我在妇救会组织大家支前，后来直接参加对伪军、汉奸的策反工作。我开始先劝说伪军、汉奸家属，让他们去做工作，再后来干脆在晚上到鬼子炮楼附近喊话，制造震慑力。1941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我们又去喊话，鬼子冲喊话的地方用机枪扫射，不知何时，我被流弹击中，一颗子弹从左脸颊打了进去，可我却全然不知。等完成任务撤离时，看到胸前的鲜血，才知道负了伤。就是这颗子弹，在我身体里待了八年，直到1949年才被取出来。

　　那个时候，凡参加抗战的人都把生死置之度外，谁能想到会活着看到日本投降，活着看到民族解放和新中国建立，看到今天祖国的繁荣富强。我们不能忘记历史，正是先烈们面对生死考验时的抉择才换来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从离休那天起，就没有忘记自己的入党誓言，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在晚年生活中，我始终坚守党的信念，始终保持着一名共产党员和一名革命干部的晚节，坚持在离退休干部党支部工作中当好班长，严格要求子女，做到老有所为献余热、洁我言行葆本色。

　　我叫景文灿，是市司法局的离休干部，今年85岁。

　　当年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我的老家是山西洪洞县，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年仅15岁的我毅然投身于抗日战争的革命洪流。我担任洪洞县抗日公安所通讯员，为我们党传递情报和信息，为消灭日本鬼子尽了一份绵薄之力。那个年代，为了抗击日寇，许多战友献出了宝贵生命。作为一名抗战亲历者、幸存者，我有责任和义务把历史讲述给后人，把抗战精神发扬光大。

　　我用最直白的语言告诉周围人，我的成长，完全是党的培养、人民的养育。在暮年之际，我总在思考一个问题：如何在有生之年，为党和人民多做一些事情，以实现我当年面对党旗立下的誓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离休后，我曾多年担任离休支部的党支部书记，在党委的领导下，我带领支部老同志不断加强党支部的思想、组织和制度建设，把老同志紧紧地凝聚在党组织周围。

　　近几年来，随着年龄增长，自己感到身体大不如从前，但我始终坚定一个信念，那就是“坚定不移跟党走”，做和谐社会建设的带头人。今后，我要进一步沉淀自己的经历，梳理自己的思路，总结自己的感悟，把人生阅历形成文字告诉更多年轻人，让他们知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句话的深刻含义。

　　我还要积极锻炼身体，坚持每天读书看报，及时了解中央、市委要求和国内外大事，保持良好心态，把自身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和威望优势发挥出来，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好声音。

　　我叫傅玉颖，今年86岁。参加今天的座谈会，回忆往事，感慨万千。借此机会，我想谈两点体会。

　　一是历史不能忘却。1944年，我才15岁。日本鬼子在我老家山东庆云县设据点、建炮楼，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我不忍鬼子欺凌，毅然参加了八路军，组织安排我协助党员杜大鹏同志开展联络工作。我们经常在晚上召集村子里的骨干们开联村会，为防告密，每次杜大鹏都让我把人领到临时开会地点。最惊险的一次是我们到鬼子据点附近的一个村长家，刚要进门，村长急忙迎出来，小声告诉我们屋子里有个伪军。杜大鹏机智地掏出手枪，冲进门用枪指着伪军说：“不许动，动就打死你！”他被吓蒙了，乖乖束手就擒。我们向他宣传“红黑点运动”，说干一件好事给记一个红点，干一件坏事就给记一个黑点，要是黑点超过五个就设法除掉你。他被镇住了，我们让他向其他伪军宣传。他连声答应：“是、是、是。”放走了伪军，我们也安全撤离。

　　作为一名八路军战士，我能在战争中幸存下来，已经很知足了。现在国家强盛、人民幸福，都是先烈们奋斗牺牲换来的，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他们。

　　二是自信人生百年。虽然年纪大了，能力有限了，但是我为党的事业增添正能量的信念没有变。我非常关心党和国家大事，关注首都和朝阳区建设发展，我还经常对子女和年轻同志讲述革命经历和战斗故事，告诉他们要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

　　作为一名老党员老干部，我的爱党情怀始终不会变，对党的忠诚始终不会变，为党奋斗终身的承诺不会变，我要尽己所能继续为党的事业增添正能量！

　　我叫田合永，今年87岁了，1941年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4年入党，现在是东城区房地二中心离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

　　抗战胜利已经70周年，很多抗日往事还经常浮现在眼前。1941年，我13岁就参加了革命，地下党组织考虑到我的年龄小，容易使敌人放松警惕，便于出入敌军的炮楼，就派我到日伪炮楼当勤务，为我党搜集、传递情报。炮楼里面的头儿有1个伪军队长，2个伪军班长。其中一个姓刘的班长最坏，仗着他的亲戚是县警备大队队长，自己给日本鬼子当走狗，在村里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为虎作伥。有一天，我掌握了一个情报，这个姓刘的班长要带着两个伪军和队长的媳妇去县城。我及时将情报报告给了村党支部书记张耀明。在敌后武工队的安排下，这个伪军班长在去县城的路上被我们成功截杀，为老百姓除掉了一个作恶多端的伪军头子，杀了小日本的气焰。为了防止伪军刘班长的妻子告发，党组织又派我去给他的妻子送信，争取她的信任，我骗她说刘班长已经跟八路军走了，让她赶紧离开此地，他的妻子果然马上就雇车离开了。当时我不明白为什么党组织这样安排，后来全国解放了，我才知道当时炮楼里的伪军队长是我们的地下党，我们彼此并不知道对方的存在，那么做也是为了保护地下党。当时，我虽然年纪小，但是在与敌人斗争的过程中，并不感到害怕，因为我相信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48年的革命工作生涯和离休后26年的生活经历，使我深深懂得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挽救中国人民命运的救星，只有通过中国共产党的不懈奋斗，才能使人民过上好日子，才能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我叫江雪，是市文化局的离休干部。我是马来亚华侨，16岁在董必武同志的引领下来到延安参加革命。

　　我爷爷是广东花县农民，年轻时被当作猪仔卖到英国殖民地马来亚做矿工。1921年，我出生在马来亚。1934年，我回到祖国。1937年7月7日抗战全面爆发，我参加了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搞抗日文艺宣传。1938年，广东被炸，家人劝我回马来亚避难。国难当头，我决定留在我的祖国。我用家里给的去马来亚的船票钱奔赴延安。当年5月，在汉口八路军办事处，董必武同志亲自与我谈话，他问我为什么要去延安，我说我要抗战，董老决定批准我前往西安，后辗转到达延安。在中共中央组建的陕北公学分校里，我接受了社会发展史和社会主义理论的教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主义战士。1939年到1940年，我随鲁艺实验剧团赴前线晋东慰问演出，这一年我对战士们的英勇、群众的穷苦、日本侵略者的残酷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回顾一生，我受到了锻炼，经受住了考验。总结起来我有几个“走对了”：一是面对国难，我参加了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抗日救国，没有选择回到马来亚避难，走对了。二是在抗日战争中，我选择了去延安这条道路，尽己所能参与了延安抗战文艺的发展，走对了。三是在延安，我经受住了磨炼，赴前方宣传抗日，走对了。四是在人生道路上的各种磨难中，我坚持真理，坚韧不屈，走对了。走对了，是因为我始终向往共产主义，跟党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