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第二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正式公布，我省共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松山战役旧址、抗战胜利纪念堂、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碑和怒江驼峰航线纪念馆5处入选。
去年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里，腾冲国殇墓园、腾冲滇西抗战纪念馆、龙陵抗日战争纪念馆赫然在列。
从这些来看，云南国家级抗战遗址目前只有8处。而对于云南民族大学教授蔡正发来说，云南的抗战遗址可以上升为国家级标准的则远远不止此数，“如果不考虑级别，可数以千计。”
“云南每一个县、每一个民族、士农工商学各行各业都在民族危亡关头倾尽了全力。”蔡正发说，在云南留存的无数遗址，沉默又完美地诠释了抗战名言：“地不分南北西东，人不分男女老幼，除了汉奸，人人都尽了抗战守土之责。”
各县均有抗战遗址
说起云南抗战遗址，人们最容易想到的是滇西，不论是已被国家列为抗战遗址的松山战役旧址、腾冲国殇墓园、腾冲滇西抗战纪念馆，还是龙陵抗日战争纪念馆，大多数云南人都能耳熟能详。
“事实上，云南每一个县都有抗战遗址。”蔡正发教授说，通过查阅史料和实地调研，他们发现云南的抗战遗址数以千计，“比如有名的讲武堂，从这里培养出了数以百计的抗战将领，算不算抗战遗址？如果不算，有欠公允。”
2014年，民革云南省委为了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这一重大庆典活动献礼，特将《抗日战争在滇文物存遗现状与保护研究》立项为当年的重点课题，并组建有专家、学者、将军后人参加的课题组。
蔡正发任课题组组长。“立项之初，本来只将昆明、滇西、滇南的抗战遗址、遗迹、文物的存遗与保护现状作为调研对象。”蔡正发说，当小组开展调研时，才发现立项之初的严重缺失，“没有充分考虑抗日战争的全面性，也没有充分反映抗日战争的全民性。”
他们翻阅了能找到的所有云南抗战史料，“无论是省志还是各市志、县志甚至街志，只要和抗日有关的，我们都找了看。”
翻阅史料后草拟调研提纲，再进行实地探访，他们发现“当时云南全省各族人民都积极投入抗日斗争，或直接与日寇拼杀；或踊跃支前；或宣传抗战；或卖艺募款。”
“抗战期间有113个县，还有15个地方设治理局（相当于准县制），总共128个县，所有的县都有抗日救国会、抗敌后援会和民团，概莫能外。”蔡正发认为，当时抗战团体的所在地与活动场所无疑也属于抗战遗址，“所以把128乘以3，该有多少遗址？但是我们没有全找到，大概只找到1/4。”
除此之外，驻军也是其中一项，“我们调查发现没有哪个县没有驻军，即便是很偏僻的维西县，也有三江司令府，王佳禄就是显赫一时的抗战三江司令。”同样，在边境西盟佤山十七头人歃血会盟，誓死抗战，组织游击武装，打得日寇胆战心惊。
在还未出版的《钢铁长城卫南疆》（书名暂定）一书中，仅叙述抗战遗址的内容就有数百页。以昆明来说，盘龙区、五华区、官渡区、西山区、呈贡区都有列举不尽抗战遗址。
不为人知的遗址群
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国内国际严峻形势，云南在中国抗日战争中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抗战伊始，云南省主席龙云在南京国防会议上慷慨陈词：“滇省将尽地方所有之人力物力，贡献国家、牺牲一切，奋斗到底，俾期挽救危亡。”
在这片热土上，除了那一道道战壕、一座座烈士坟茔外，无数抗战遗址甚至就在我们的身边，
“今天，很多人只是把圆通寺当成旅游景点，实际上在抗战时期，它是云南防空司令部作战指挥中心。”蔡正发说，抗战期间，圆通寺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我有时候会想，是不是我们的老祖宗有先见之明，知道中华民族会经历灾难，所以留下那么多庙宇，当年美国援华飞虎队员获救后都曾经暂住在松赞林寺。”他说，由于魁星阁、观音阁所在位置和本身建筑较高，各县大多将魁星阁、观音阁作为防空哨所，“比如石林的魁星阁、凤庆的观音阁。”而一旦发现敌机，便火速电报到圆通寺的防空指挥中心，“然后飞虎队就出动拦截。”其中，最着名的便是在1938年9月28日，日军第一次空袭昆明，日军一架九六式战斗机被击落，5人死亡，投弹手池岛功曹被俘，被押送到位于钱局街的模范监狱。“回族同胞将抗日救国会全部设在清真寺内，独龙族、怒族、普米族救援远征军，可以说云南每一个民族都尽了最大的力。”
今天的玉溪新平县，是当年重要的情报地，1942年，新平县城，冬瓜林、杨武、坝多等地设无线电台，一次次获取敌方情报。
说起昆明的老城隍庙，还有不少人记得。但是鲜有人知，就是在这里，当年20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裁缝，通宵达旦40天，赶制出了10万套远征军军服，这在当年的艰苦条件下几乎不可想象，部队的将军事后不得不服，“这对部队的士气鼓舞很大，所以士兵都觉得很神气。”
1943年1月，同样在昆明，中国第一支伞兵诞生在岗头村永丰寺。在美军指导下进行了严格的训练，为了保密起见，伞兵第一团对外的代号为鸿翔部队，后根据美军魏德迈将军的建议，伞兵团改为“陆军突击总队”，共20个突击队3200人，美军顾问300多人，全套美式装备。
就是这支部队，首战告捷，在广东开平伞降，拔除敌军据点，攻占广西丹竹，在抗战胜利前夕，20架战机护航，108名中国伞兵安全空降于衡阳县西北的罗洪庙，伏击日军运输队，毙敌6人，毁车3辆。
抗战遗址需要保护
“最初是民革省委让我做这个课题，到后来是我自己欲罢不能，觉得必须要做这个课题，现在还是觉得很遗憾，这个课题做晚了。”蔡正发说，也正是通过调研，他发现云南真正做到了全面抗战、全民抗战。
蔡正发说，云南无论老幼都为抗战做出了努力和牺牲，“我的老家是罗平，1946年统计的人口才刚刚7万人，但是抗战时期就在罗平修了3个机场，仅其中一个机场，总共占地面积不到4000亩，15万劳力，40天的工，按照总人口来平均，每人出工了10天。”
“云南人民为了抗战付出了很多，我们应该尽力还原历史。”他说，当年壮丁被抓去打仗，不少老弱病残挑起了担子，“修滇缅公路，修机场，就有很多七八岁的小孩子和60多岁的老人。”
蔡正发认为，云南最初作为抗战大后方，再到抗战前线，可以挖掘不少抗战资源。
“河口人民路过去的粮食管理所那里，曾经是60军临时司令部，也是在这里，举行了驻越南老街日军受降仪式。”蔡正发说，他曾建议将粮食管理所所在的人民路改为受降路，“人民路全国有几万条，但是受降路全国只有一条，每个人来了都会好奇这段历史。”
其实，以“受降”命名，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在河南漯河、浙江富阳都有受降亭，湖南芷江则有受降坊。
然而，通过调研他发现，对抗战遗址的保护还不足够，“尽管一些遗址有所保护，但不少遗址已经消失了，比如说过去几乎各县都有抗战的忠烈祠，但是现在只有腾冲等少数地方有。而且抗日战争纪念碑，不少已经被毁了。”
一些学者呼唤：抗战遗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见证，又是珍贵的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和人文价值。它不仅是抗日战争史的真实记录，还是唤醒我们抗战记忆的根本载体。但目前一些抗战遗址正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让人遗憾。
事实上，近年来，各级政府对抗战遗迹保护和利用都愈加重视，但现状依然堪忧，一些抗战遗址没有指示牌，寻找也十分不方便。如何让这些遗址发挥其应有作用，还需各方努力。
（责任编辑：城市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