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声声入茅庐。位于杭州上城区小营街道大学路场官弄63号的郁达夫杭州故居“风雨茅庐”历经2个多月的修缮，昨天正式敞开尘封已久的大门，迎接八方游客。

　　这座1935年建成的小楼，70余年来曾作为不同单位的办公用地。而今后，它将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第二课堂活动基地，陈列郁达夫的生平事迹、文学着作、书信往来、各界人士的追忆和评述，缅怀和感受一代文学大师的爱国主义情怀。

　　1932年“八一三”事变后，郁达夫为避国民党当局的政治迫害，于1933年4月举家移居杭州，并着手筹建新家“风雨茅庐”。

　　新家于“1935年年底动工，熬过了一个冰雪的冬季，到1936年的春天完工。”他的妻子王映霞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1935年11月19日，郁达夫在日记中说：“场官弄，大约要变成我的永住之地了，因为一所避风雨的茅庐，刚在盖屋栋；不出两月，是要搬进去定住的。住屋三间，书室两间，地虽则小，房屋虽则简陋到了万分，但一经自己所占有，就也觉得分外的可爱……”

　　郁达夫短暂的一生，与杭州结下了不解之缘。西湖的山山水水，到处是他的痕迹。“十日钱江水急流，满天梅雨压杭州。怪来丝米盘盘贱，我替耕夫织女愁。”

　　1932年秋天，郁达夫到杭州养病，住在湖滨的沧州旅馆。在《沧州日记》中这样记载：“上翁家山，在老龙井旁喝茶三碗，买龙井茶叶、桑芽等两元，只一小包而已。又上南高峰走了一圈，下来出四眼井，坐黄包车回旅馆，人疲乏极了，但余兴尚未衰也。”

　　他创作的与杭州有关的游记还有：《临平登山记》、《超山的梅花》、《花坞》、《城里的吴山》、《过富春江》、《皋亭山》、《玉皇山》、《里西湖的一角落》等，足迹遍布杭州的角角落落。

　　1936年，郁达夫接到国民党福建省主席陈仪的来信，请他赴闽就任。1936年2月2日，他从杭州赶赴福州，任省政府参议，开始了在福建两年多的“做官”生涯。这是他一生重大的转折，是他全身心投入抗战的开始。

　　1938年，抗日战争的烽火燃遍中华大地。国共第二次合作后，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在武汉成立，并邀请了郭沫若担任第三厅（宣传部）厅长，委任郁达夫为第三厅少将设计委员。郁达夫任职后，就以满腔热忱投身到抗日洪流中去。

　　1938年4月，李宗仁指挥的台儿庄战役，取得了抗战以来的首次重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人们抗战必胜的信心。郁达夫奉命代表军委政治部和“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到前线劳军。

　　在台儿庄，郁达夫受到了官兵的热烈欢迎，他向台儿庄将士敬献了“还我河山”的锦旗，先后写下了《黄河两岸》、《平汉陇海津浦的一带》和《在警报声里》等战地通讯。

　　这些作品热情赞颂了爱国军民英勇杀敌的意志，表达了抗战必胜的信念，具有很大的鼓舞力量，成为抗日战争时期最早涌现出来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品之一。这在同时代的作家中，郁达夫是开先河的。

　　1938年秋，中原战局急转直下，各大城市相继失陷，国民党内的投降派大肆散布“再战必亡论”，形形色色的“御用走狗”，不时对郁达夫公然攻击和诽谤。

　　此时，南洋侨商胡文虎和《星洲日报》社长胡昌耀电邀他去担任该报文艺编辑。1939年1月9日，郁达夫正式接编了《星洲日报》早版副刊《晨星》和晚版副刊《繁星》，开始了连续三年零两个月的向海外侨胞宣传抗日的战斗生活。

　　此后，他又接连兼编了四五种刊物，还担任了《星洲日报》的主笔，成为新马文艺界，乃至新闻界的中心人物。

　　他在这三年多的时间里，撰写了400多篇号召海外华侨团结爱国、支援抗日和分析国内外政治军事形势的政论、杂感和―些其他形式的作品。

　　1942年2月4日，在新加坡沦陷前夕，郁达夫与胡愈之等共28人渡海到印尼苏门答腊暂居，他改名赵德清，后又化名赵廉。之后，日军强迫郁达夫充任翻译，他想方设法与敌人周旋，保护华侨不被宪兵杀害。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可就在8月29日晚，郁达夫正在家中与人闲谈，突然有—个印尼青年跑了进来，说有事请他去商量，他连穿着的睡衣与拖鞋也未换，就随着那青年走了，至此失去了下落。

　　后经证实，因郁达夫在当翻译过程中得知了日军的大量机密，为了避免秘密泄露，日本宪兵将他骗出门后，随即劫持上车，在一个偏僻之处将他活活掐死，当时，他年仅49岁。

　　但他的爱国主义光辉，就像永远不会泯灭的星星，照耀着世人。他在写给孙荃的书信中说：“予因爱我国，故之今日而犹不得死；予因爱我国，故甘为亲戚兄弟怨而不之顾。国即予命也，国亡，则予命也绝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