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览中国文学史，人物传记可谓是浩如烟海，其中有关“大人先生”的传记更是不胜枚举。然而真正称得上“传记文学”的却为数不多。正如茅盾先生所言：“中国人是有着五千年家谱的民族。但是，中国人是未曾产生过传记文学的民族。即使有所谓的人物传记，也不过家谱式或履历单式的记载，只有列在讣文后面最是相宜，却不配称作传记文学。”究其原因，无外乎两点：一是作者怯于传主的威慑力，唯恐“是非颇谬于大人”，而过分为其歌功颂德，致使人物形象多趋于扁平化、简单化、脸谱化；二是作者为金钱所绑架，极尽溜须拍马之能事，导致作品失之于俗，败之于伪。周大新的长篇新作《曲终人在》（《人民文学》2015年第4期）为当代官场传记文学开辟了全新的写作路径和艺术可能。这是一部集现实精神、人文情怀、审美气质、叙事艺术于一体的传记类小说，其中既有对清官的礼赞，亦有对官场黑幕的揭露，还有对中国式社会人格的深刻剖析。小说采用罗生门式的讲述方式，通过针对一位已逝高官形象的多边采访，勾勒出一幅荒诞绚烂的社会奇景，不啻为一部反腐新常态下的官场启示录。

　　《曲终人在》作为传记类小说，呈现出鲜明的未完成性，周大新有意省去了最后一道“提纯”工序，而将一些未加修饰的访谈“素材”直接呈现在读者面前。正是在那些调式不一、角度各异的讲述声音中，省长欧阳万彤的形象被塑造地更加鲜活、立体、丰满。作者分别采访了与传主生前有过交往的24个人，其中囊括其家眷、亲戚、同僚、下属、“情人”、朋友、敌人。在妻子、继女眼中，欧阳万彤是温柔体贴、正直善良的好丈夫，在秘书、司机眼中，他是恪尽职守、事必躬亲的好领导，在工人、民营企业家眼中，他是秉公执法、雪中送炭的好干部；然而，在前妻、儿子眼中，他是个因循守旧、冷酷无情的“老古董”，在同僚、奸商眼中，他是个不知变通、冥顽不化的“扫帚星”，在法师、知音眼中，他是一只离群独飞、形单影只的孤雁……这些讲述者对传主的片面、主观、虚实相间的印象和记忆，犹如散落一地的拼图“部件”，有的相互补充或衔接，有的相互悖反或排斥，它们拼合起来为读者呈现出一个有温度、有情怀、有担当、有个性的人民公仆形象。在这位“大人先生”身上既有着儒家的“大庇天下”之精神，又有着老庄的自由逍遥之思想。虽然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但万彤省长努力做到了“不失其本心，万钟不辩礼仪而拒之”。

　　概括的讲，《曲终人在》是一部带有主旋律色彩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从故事主体架构上来看，作者是在讴歌一位清正廉洁、一心为民的省长大人，然而，从文本叙事重心上看，《曲终人在》又不啻为一部当代官场现形记。小说凭借多人之口深刻暴露了诸多腐败现象和官场黑幕，例如，省长夫人大肆收受贿赂，为朋友调动工作；环保部门对排污企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党委书记与商人相互勾结，密谋权色交易；军队高官贪图享乐、好逸恶劳；官宦子弟依傍父母，包揽工程项目；省长进修，秘书代写学习心得；政府领导干涉司法审判，权力凌驾法律之上；地方官贪图政绩，大搞形式主义、面子工程……混乱的官场生态与欧阳万彤洁身自好的清官形象形成强烈对比，并为小说文本建构了巨大的张力，从而使读者愈是气愤于官场黑暗，愈是期待着万彤省长这样的人物出现。此外，小说还巧妙地运用文学方式针对如何实现权力制衡，如何加强制度建设，如何扭转官本位思想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更为令人称道的是，周大新不仅仅是在弘扬正义，抨击丑恶，而是将笔触伸向了人性深处，去解密官员腐败的背后动机，去探寻官场潜规则的内部诱因。原清河省委副书记秦成康的道貌岸然、奸商简谦延的耀武扬威、前妻林蔷薇的利令智昏、模特丰润韵的自甘堕落……无不与钱、权二字相关。权力的失控使得金钱可以畅行无阻，而金钱的强大诱惑又使得权力如蚁附膻，两种欲望的相互摩擦，最终成为点燃官员走向堕落的导火索。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小说中每个接受采访的人士说的最多的两句话是“……不要写到传记里去”和“……我也不是很清楚”，前者揭示了人们面对某些官场乱象时的敢怒不敢言，后者则反映了民众对于敏感人物、敏感事件的“自动和谐”。从某种意义上讲，那些“沉默大多数”集体无意识的自卫行为正是导致当下官场生态混乱的重要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