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承认，李斯等法家人物追求统一的愿望并没有错，问题在于他们在强调统一的时候，过分看重意志的统一和文化的统一。这样一来，他们原本正确的理论势必导出错误的结果，势必造成万马齐喑的窒息局面，而无助于统治者在进行决策时对各种方案进行比较拣择。事实上，在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度里，意志的统一和文化统一永远都只能是一种理想。因为不论中央政权的政治、军事、经济实力有多么强大，只要人们生存的物质条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任何文化统一、意志统一的愿望总要落空，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必然导致文化发展的实际结果与文化统一论者的主观愿望相反。因此在中国传统社会条件下，帝国文化政策的正确选择，似乎应该是充分尊重各地各个流派的思想传统和文化传统，在不可能根本动摇、推翻帝国的前提下，允许各地不同的文化传统和不同思想背景的学术流派独立发展和合法存在，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允许知识分子在一定范围内的言论自由，从而使知识分子所惯有的怨气、不满有正常的发泄渠道。这样或许较李斯所主张的"天下无异意 "的文化专制主义更能有效地维护帝国的统一和稳定。  
　　然而，秦王朝的统一成就毕竟来得太快，使统治者无法从容地选择一种思想作为根本的治国方略，固有的思维走势使他们觉得文化的发展和政治的统一没有什么本质性的区别，于是便采取更为强硬的思想管制政策，于是便有矛头直接针对儒学的焚书坑儒两大虐政的发生。 
　　焚书事件发生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即公元前213年。从现有资料看，其起因和结局似乎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是年，秦始皇大宴群臣，仆射周青臣等七十余人前为寿，对秦始皇歌功颂德，说了一些过头的颂扬话，诸如"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等等。 
　　这些话作为"颂辞"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妥，但过�"较真"的博士淳于越则深不以为然。他反驳说，"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无拂弼，何以相救哉”？俨然以为秦王朝的巩固与发展不是对旧制度的彻底破坏，而是在旧有基础上的存旧图新，进行渐进的变革，充分利用旧有的传统和手段。 
　　淳于越的话确实带有一种复古主义的倾向，但稍经揣摩，其主观目的似乎并不是要否定秦王朝的统一事业，恰恰相反，而是出于对秦王朝能否持续发展的深沉忧虑而向统治者提出的忠告。作为最高统治者面对这种忠告应该抱有冷静的思考态度，择善而从。对于淳于越的意见，秦始皇似乎并没有怎样责怪，倒是丞相李斯对此提出强烈的反对意见，并将问题推向极端。他说："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践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律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八则心非，出则巷议，夺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 
　　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学(法令）[者]，以更为师。"这就是焚书事件的来龙去脉。 
　　李斯的理论就其前提而言无疑是正确的，具有进化、变化的思想倾向。但其推论则是错误的。因为政治的统一并不意味着思想意识的必然统一，二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事实上，在任何社会条件下，人们面对同一事物，往往会产生不同的认识和想法，这是极为正常的认识现象。而且，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说，思想的专制与独裁，并不是一个政权强大的正常表现，恰恰相反，它是这个政权极度虚弱和自我恐惧的必然流露。在李斯之前很久的时候，聪明的统治者即已认识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面对社会公众对政权的非议，只能疏导，而无法堵塞。很显然，李斯的理论不仅是将矛头直接对准了儒家学说与典籍，而且实在说来是中国统治学说史上的大倒退。 
　　思想专制的结果从表面上看或许有助于消除言人人殊的混乱现象，有助于政权的巩固与发展，但其实际后果则势必加重思想异端的潜流与再生，使政权的权威严重下降，信用极度减低，合作者越来越少，离心者越来越多。因此，当政府一旦遇到风浪与挫折，这些原本可以与政府同舟共济的人则势必站在政府的对立面，促使政府的危机和崩溃。我们看到，在秦末混乱的政治局面中，之所以有那么多知识分子如郭沫若在《秦楚之间的儒者》中所分析的那样义无反顾地投奔"革命"，其根本原因也只在秦王朝试图统一意志的文化高压政策。儒者既然连正常的职业都被剥夺，那么还怎能指望他们与政府合作同舟共济呢?此点也诚如司马迁在《儒林列传》中所分析的那样�"及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木士，六艺从此缺焉。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民之礼器往归陈王。于是孔甲为陈涉博士，卒与涉俱死。陈涉起匹夫，驱瓦合适戌，旬月以王楚，不满半岁竟灭亡，其事至微浅，然而缙绅先生之徒负孔子之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这便是秦文化高压政策所导致的政治后果。
至于对政府的不信任与离心者日多的现象，在焚书事件发生之后也有明显的表现，并由此演化成坑儒事件。据《秦始皇本纪》记载，焚书之后不久，侯生、户生私下议论说：" 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而秦始皇乐以刑系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秦始皇不闻过而日骄，各级官吏慑伏谩欺以取容。按照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秦始皇一人，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得休息。其贪于权势如此，未可为之求仙药。于是侯生、户生乃远逃他乡。 
　　侯生、卢生的不合作，应该引起统治者的警醒。然而当秦始皇得知这一情况后，不仅毫无反省之意，反而变本加厉，采取更为严厉的思想管制乃至人身摧残和人身毁灭的政策。秦始皇认为，侯生、卢生事件的发生，是他前此尽收天下之书不彻底的缘故。他说："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终]去不报，徐福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以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语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于是下令将在咸阳诸主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全部坑杀，以为如此天下便可太平。这就是历史上闻名的坑儒事件。 
　　以焚书坑儒为标志的秦王朝文化高压政策，其基本出发点无疑在于期望随着政治上的统一而统一文化，统一学术，以利于巩固和发展政治上的统一和稳定。这种政策固然能收一时之效，但从长远的观点看则是根本不足取的。上引侯生、卢生的私议所揭露的事实，以及他们不愿与政府继续合作的实际行为，已充分表明秦王朝文化高压政策在知识分子或博士、儒者心理层面所投下的巨大阴影。整个社会普遍畏惧以言获罪，举国上下都在看着最高统治者一人的脸色说假话，那么，这个政权还怎能有希望呢? 
　　不久，侯生被缉拿归案，他在临刑前与秦始皇的一段对话，不仅深刻披露了这批儒者知识分子的真实心迹，而且也相当准确地预示了秦王朝必然迅速灭亡的悲惨命运和内在原因。对话不长，兹据《说死·反质篇》的记载节录如下： 秦始皇问，"老虏不良，诽谤而主，乃敢复见我?" 
侯生仰台而答曰："臣闻知死必勇。陛下肯听臣一言乎?" 
　　始皇曰："若欲何言，言之。" 
　　侯生曰："臣闻禹立诽谤之木，欲以知过也。今陛下奢侈失本，淫佚趋末。(具体事例略)所以自奉丽靡烂漫，不可胜极。黔首匮竭，民力殚尽，尚不自知。又急诽谤，严威克下，下喑上聋，臣等故去。臣等不惧臣之乡，惜陛下之亡耳！闻古之明王，食足以饱，衣足以暖。…今陛下之淫，万丹朱而千昆吾、桀、纣，臣恐陛下之十亡而曾不一存。" 
始皇默然久之，曰："汝何不早言?" 
　　侯生曰："陛下之意，方乘青云，飘摇于文章之观，自贤自健，上侮五常，下凌三王，弃素朴，就末枝，陛下亡证见久矣。臣等恐言之无益也，而自取死，故逃而不敢言。今臣必死，故为陛下陈之。虽不能使陛下不亡，欲使陛下自知也。" 
　　始皇曰："吾可以变乎?" 
　　侯生曰："形已成矣，陛下坐而待亡耳!若陛下欲更之，能若尧与禹乎?不然无冀也。陛下之佐又非也，臣恐变之不能存也。" 
　　作为社会中坚的知识分子发现了问题而俱死不敢言，固然是知识分子的失职。但从秦王朝的文化政策来检讨，则是文化高压的必然结果。更有甚者，这些原因与结果互为交织，恶性循环：文化高压引起知识分子的离心与不合作；知识分子的离心与不合作，激化与政府之间的矛盾，政府必然采取更严厉的高压政策；政府更严厉的高压政策则又必将导致知识分子更加离心乃至反抗。……如此循环不已，最终只能是政府自食其恶果。焚书引发侯生、卢生事件，侯生、卢生事件引发坑儒灾难，以及由此二者所引发的绪绅先生往归陈王，都生动地说明了文化政策不仅仅关涉文化本身，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一个王朝，乃至整个民族的命运。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论焚书坑儒在事实上究竟给儒学带来多大的灾难，但其本质确乎为一场文化浩劫，是中华民族文明史上最卑鄙、最黑暗、最沉重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