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位于长江下游，依山傍水，风光秀丽。自远古以来，她先后经历了原始、奴隶、封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并孕育了自己风格独特的地域文化。这些文化主要是：新石器时代的北阴阳营文化——昝庙类型文化，夏、商、周及春秋战国时期的湖熟文化——吴越文化，六朝文化，南唐文化，明文化，民国文化和现代文化。它们源远流长，一脉相传，积淀深厚，博大精深，为传承和发展中华民族文化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南京也正因此而确立了自己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和独特地位。
　　一
　　早在35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南京地区就已经有了古人类的活动。这一发现缘起于20世纪90年代初南京市江宁县对南京东郊汤山葫芦洞进行旅游资源开发。1993年3月13日，开发者在洞南侧发现一具人颅骨化石。4月17日，又发现了另一具头骨化石。经研究证明，这均为直立人化石，生存年代距今约35万年的中更新世中期，其性状特征尽管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基本方面与出土于周口店的直立人北京种的化石十分相似。这一发现又一次证明在中国境内，直立人阶段的人化石遗存，在体质人类学特征上具有广泛的一致性，它对于研究世界范围内人类的起源、分布与迁徙具有重要意义。从学术角度看，虽然不能将这一发现作为后来南京古代文化发展的起点，但是，它足以证明，在亘古时代，南京这块山水秀美的土地已有了古人类的生存活动和生殖繁衍，并创造着旧石器时代的文化。
　　到了新石器时代，南京的人类活动已经具有一定规模，且地域相对固定。据考古发现，当时南京的人类以丘陵地区的秦淮河、金川河、滁河等流域的平原为主要栖居地，并形成据点。他们以初期的农业活动为主要生产手段，用石质生产工具和陶质生活用具向大自然汲取社会之源。从已进行过考古发掘的北阴阳营、昝庙、太岗寺、营盘山等文化遗址观察，当时的人们不仅掌握了石质生产工具，有着固定的村落和活动区域，以及集中埋葬的氏族公共墓地，而且在生产和生存的同时，也发展着文化审美需求，并创造了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从出土的大量石器、陶器和玉器来分析，一方面，这些器物总体面貌与长江下游地区的原始文化有着广泛的一致性；另一方面，这些器物，特别是北阴阳营文化和昝庙类型文化的器物，又具有强烈的个性，典型地反映出南京地区原始土著文化的风貌特征。
　　到了历史上的夏、商、周及春秋战国时代，南京地区的土著文化继续得到良好的发展，并进入了一个受到周边地区的浸润和冲击，与周边文化相互融合的新阶段。从具有典型形态的湖熟文化的台形聚落遗址和吴文化的土墩墓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可以看到，所出土的器物都鲜明地反映出这一文化发展新阶段的特征，而以六合程桥出土的青铜器为代表的文物精品，则有力地说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流动，地方文化特征与中原文化风貌的相互融合已成为这一时期文化发展的总体趋势。
　　春秋战国时期，南京作为长江下游的重要通道，军事活动和经济交往十分频繁。南京这块区域先后归属吴、越、楚三国，土著文化受到吴、越、楚文化的影响较深。这时，具有军事据点和行政建置性质的城开始相继出现，著名的有吴国伍子胥所筑的“固城”，越国范蠡所筑的“越城”，楚威王所建的“金陵邑”等。具有政治中心性质的城邑则是在秦汉之际形成的。时先为秦的秣陵、江乘、丹阳等县城，后为汉的秣陵侯、胡孰侯等封建县治。由于南京所处的地理位置具有政治和经济的重要性，所以其始终成为历代统治者竞相控制的地域。这就促使原本相对独立，后虽受到吴、越、楚文化浸润，却一直保持着土著文化特征的这块地区，加快了融入中原汉文化系统的历史进程，这也使南京逐步走上了中国区域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位，并为自己作为六朝的都城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二
　　公元229年，孙权在南京建立东吴帝国，自此，南京在历史上第一次充当了国都。以后又有东晋和南朝的宋、齐、梁、陈相继在南京建都，前后320多年，共经历了六个朝代，史称“六朝”。
　　六朝是一个政治上富于变动的时代。自秦汉建立起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帝国土崩瓦解后，中国处于封建割据的状态。政治社会处于不断变动之中。先是孙吴的崛起，与魏、蜀三分天下；后是东晋、南朝等五朝在江南相继更迭，与在北方先后交替的五胡十六国、北朝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
　　六朝承袭了东汉门阀政治传统，建立的均是世家大族占统治地位的王朝。原来享有绝对权威的皇权政治不复存在，皇帝的统治力大大削弱，权力和国运基本上操纵在代表士族利益的权臣手中。这种政治结构对大多士族豪门的利益，既保护，又制约，故在政治上能够与时推迁，不断调整，从而保障了政权相对稳定。尽管六朝历时300多年，政治上不断出现变动，王朝先后更迭，皇权争夺屡起，但除梁时的侯景之乱外，六朝社会基本上没有爆发大的动乱。这种政治格局与北方血雨腥风的政权争夺相比，也许是一种政治的文明。
　　政治上的相对稳定，保障了经济的发展。六朝以前，南京地区经过秦汉时期的长期发展，已具备长江下游经济发展核心区域的条件。成为六朝京畿后，随着北方人口的大量迁入，少数民族的封建化，农业和手工业得以深度开发，经济总量迅速提高，“渔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棉布帛之饶，覆衣天下。”（《宋书》）
　　政治稳定，经济富裕，国策相应开放，必然带动了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的调整和变化，推动了中原文化与土著文化的交汇与融合，以及各种文化思想的交流与碰撞，从而使这一时期人们的思想摆脱了长期以来的禁锢和羁绊，显得十分活跃与开放。玄学、儒学、佛教、道教及诸多思潮相互驳詰，彼此兼容，竞相发展，并在思想领域造成了激烈震荡。西汉以来由汉武帝及董仲舒等人建构的“儒学独尊”的地位被动摇，君命神授的儒家思想被怀疑，人们开始重新思考探索社会的存在和人生的意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一次继春秋战国之后，我国历史上的又一次思想大解放。
　　这种意识形态的转变和思想的解放，导致了提倡个性解放、精神自由，崇尚清谈析理，詰难辨证，追求闲逸洒脱，放达超越的社会风气的形成，这些都直接成为六朝文化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动力。
　　六朝是一个文化艺术的“自觉时代”，是人文精神得以弘扬的时代。在这一时代中，个体的自我意识崛起，人格独立、人生自由和自我价值的实现，成为文艺家们终身追求的人生目标。这就使文艺家们不再将文学艺术视为统治者的御用工具，而成为抒发个人情感，表达艺术情趣，完成审美追求的载体。文学艺术回归本体，整个文学艺术领域充满着活力，文学艺术在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大批的文学家、艺术家、理论家涌现，大量的文学艺术作品和理论著作问世，构成了这一时代文学艺术繁花似锦、绚丽多彩、群星灿烂、光彩照人的文化特色。文学方面，干宝的《搜神记》，旧题陶潜的《续搜神记》，裴启的《语林》、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吴均的《续齐谐记》等志人和志怪小说，记录了六朝时代的詰议玄谈，奇闻轶事，成为当时闲逸风流社会生活的和人情世风的生动写照。范晔、沈约、陶潜、谢灵运、鲍照、颜延之、江淹、庾信等人的骈文或散文，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不仅营造了文体形式的外在美，而且传达了内容蕴涵的内在美。孙绰、孙洵的玄体诗，以诗谈玄，体悟老庄之道；陶潜的田园诗、谢灵运的山水诗，反映出文人超凡脱俗，放情山水，返归自然的精神特质；鲍照的七言诗体，直接抒发了对人生自由追求和美好人生向往的情怀；谢脁、沈约、范云等创造的“永明体”诗，解决了诗的节奏与音律的关系，营造出一种音韵的美；而齐、梁、陈三代的帝王及文人则钟情民歌，在他们手中，完成了诗歌由深至浅，由古至近的变革，使诗歌向通俗流畅方向发展。绘画方面，曹不兴、王 廙 、戴逵、戴勃、史道硕、顾恺之、陆探微、袁倩、谢赫、张僧繇等的人物画线条流畅，潇洒传神，栩栩如生；戴勃、顾恺之、宗炳、王微、谢约、孙畅的山水画虚灵通幻，变化无穷，达到了至善至美的境界。另外曹不兴、王献之、顾骏之、顾景秀、刘胤祖、蘧道愍、丁光等的花、鸟、虫、鱼、牛、马等，也逼真传神、充满情趣。书法方面，王羲之、王献之等人，不师古人，自我创新，使笔墨达到直抒胸臆，表达情感，张扬自我气质的境地。在他们的推动下，中国的书法从朦胧发韧走上飞速发展，使作为汉语言符号的汉字化为抒发个人情感及美学追求的、和绘画、雕塑等并列的一门艺术。音乐、舞蹈、杂技方面，乐曲的《梅花三弄》、《飞龙引》、《大胡茄鸣》、《小胡茄鸣》、《流楚窈窕》、《碣石调幽兰》、《采桑渡》、《江南曲》等传达着清新高雅的美学理想；歌曲中以清商乐歌为代表的《华山畿》、《子夜歌》、《欢闻歌》、《碧玉歌》、《七日夜歌》、《团扇歌》、《青溪小姑曲》等，充分表达了人们对爱情与幸福的执着追求；舞蹈《鸲鹆舞》、《白纻舞》、《扇舞》、《拂舞》等活泼、清丽、闲逸、高雅，足以体现一代风气；杂技《凤凰衔书伎》、《鱼龙漫延》、《三峡伎》、《登莲上云伎》则将乐舞、幻术、杂技等融为一体，尽显六朝华彩，也开了杂技发展的先河。在文学艺术理论方面，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顾恺之的《论画》、《画云台山记》，宗炳的《画山水序》，王微的《叙画》，谢赫的《古画品录》，传萧绎的《山水松石格》，卫夫人的《笔阵图》，王羲之的《书论》、《笔势论》，陶弘景的《与梁武帝论书启》，庾肩吾的《书品论》，张永的《元嘉正声技录》，王僧虔的《宴乐技录》，萧衍的《钟律纬》，释智匠的《古今乐录》等，都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文学艺术理论著作。文艺理论的产生，是文学艺术家探赜索隐、理性思维的结果，也是文学艺术走向全面成熟的重要标志。
　　六朝宫廷、官府、士族、寺院、民间好藏书，南京的藏书业绩冠绝四方，大大地推动了图书目录学的发展。李充的《晋元帝四部书目》，谢灵运、殷淳的《宋元嘉四部目录》，王俭的《宋元徽元年四部目录》，《七志》，阮孝绪的《七录》，都是目录学研究的重要文献。特别是李充《晋元帝四部书目》，将史书从 （责任编辑：城市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