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先生出身在四川内江张氏大家族，幼年时受慈母及兄长的熏陶，潜心于诗文书画。十八岁时，年轻的张大千东渡日本，学习印染工艺及绘画。回国后，他又先后师从著名书法家曾熙、李瑞清学习书画，从此画艺大进。

　　张大千先生拜南京大学前身的两江师范学堂校长李瑞清为师，得自曾熙的介绍。当时，李瑞清的大篆最为书家所推崇，所谓“目无二李（李斯、李阳冰），自负非也”。他以篆籀之气行于北碑，穷源揽胜，开前人未有之境界，启后人无尽之法门，为一时学大篆习北碑者所宗。张大千不仅书画俱精，而且还烧得一手好菜，深得老师的钟爱。一日，沪上女画家李秋君拜访张大千先生，为表盛情，先生亲自下厨掌勺，烧了一大碗红烧肉。李瑞清对爱徒的手艺连声呼好，举箸之间，非但自己大饱了口福，仍不忘为爱徒也挟上两块，令坐在一旁的李秋君女士忍俊不禁。

　　1941年，张大千先生偕夫人杨宛君、次子张心智及学生孙宗慰、萧建初等人，经过长途跋涉，不辞劳苦，开始了他的敦煌之行。经过三个月的辛劳，他们一行人终于到达了向往已久的敦煌莫高窟。

　　张大千先生原本只打算在莫高窟进行100天的实地考察，可是一到了那里，他便立刻被那精妙绝伦的艺术宝库深深吸引住了。莫高窟令这位虔诚的艺术朝圣者惊叹不已。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他完全浸淫于艺术世界之中，在尽可能地了解到洞窟的具体情况之后，他把大量的宝贵时间投入到临摹壁画上。人手不够，他还派人专门赴青海塔尔寺请来两位画师帮忙。就这样，张大千先生废寝忘食地在敦煌当了两年半的“苦行僧”。在这段时间里，他对莫高窟内的壁画进行了细心的揣摩，超越宋、元、明、清而上接北魏、隋、唐，开创了他自己的艺术风格。两年间他总共临摹壁画276幅，为拯救和保护敦煌壁画艺术作出了重大的贡献。1943年秋，他将这些作品带回成都，举办了展览，并整理付印《敦煌临摹白描画》三集，为扩大宣传敦煌艺术产生了积极影响。

　　敦煌有很多名胜古迹。张大千在敦煌的两年中，曾去过榆林窟、西千佛洞及鸣沙山月牙泉，并且还留下了很多诗词。他一次去鸣沙山游览时，恰逢中秋佳节，于是便即兴作了一首诗：“阴晴原不绾离游，地近龙堆客子愁。君看月牙泉上月，月缺月圆过中秋。”诗中非常巧妙地把地上的缺月和天上的圆月结合在一起，喻意深刻而又风趣，堪称难得之佳作。

　　敦煌艺术博大精深，为每一位艺术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艺术营养。张大千的敦煌之行，为他以后的艺术创作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使他从这座艺术宝库中走上了“当今最负盛名之国画大师”之路。

　　张大千先生是位一流的国画大师，同时对于他的学生而言，他还是一位非常高明的老师。

　　1935年春天，张大千先生继1933年后再度接受南京大学的前身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先生的聘请，出任中大艺术系教授。当时张大千先生常住上海，每周总有一天拂晓就得起床，匆匆赶往火车站，坐上火车赶到南京授课，来回奔波，殊为辛苦。

　　张大千先生的授课方式灵活，内容丰富，加之言谈风趣，无拘无束，因此不光艺术系的学生爱听他讲课，其他院系的学生也都非常喜欢选读他的课，或去“白听”。当时与他同系任教的谢稚柳先生曾有诗称赞他：“大千谈笑如芳酒，雨雪相逢白下门。”

　　每至初夏，草木葱茏、山花烂漫，张大千先生便带艺术系的学生们到野外写生，并且还和徐悲鸿、谢稚柳等老师组织学生上黄山写生。当时，去黄山困难很大，悬崖绝壁，无路可行。但张大千先生不畏艰险，依然将黄山作为最好的写生课堂。他借黄山的一景一物以窥宇宙大化之全貌，教导学生不要盲目地模仿自然界的景物，而是要利用自然的素材创造自己的东西，努力做到“外师造化，内得心源，触物为情，备该绝妙”。而在用墨上，他强调要“竖划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回”。“游历与读书相辅相行，名川大山熟稔于心中，胸中自有丘壑，下笔有所依据”。

　　张大千先生的黄山写生课，不仅重言传，而且重身教；不独是教学，更是艺术创作。1936年发表的巨幅山水画《黄山前后三澥图》，便是他以黄山为题材画作中最著名的一幅。

　　张大千先生刻有一方“三到黄山绝顶人”的画章，他常对人说，黄山是他一生画不完的稿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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